康有为、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兴起的初期，曾吸纳了很多的朝廷要员加入强学会。其中有李鸿藻、翁同龢、袁世凯、张之洞、陈宝箴等人。但是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康梁被迫流亡日本，成了通缉犯，袁世凯因告密事件划清界限不被追究，李鸿藻也早早退出了阵营，唯独张之洞与康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意外的是，戊戌政变之后，他不仅得以自保，还得到了慈禧的格外垂青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张之洞为官数十年，已经练就了一副金钟罩的本领，可谓百毒不侵、刀枪不入。他之所以没有被慈禧化入康党之列，原因竟是他的一篇文章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劝学篇》。说起张之洞与康梁的关系，话就长了

　　光绪二十一年(1895)，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一千五百多个举人，联名上疏光绪帝，痛批《马关条约》丧权辱国，并提出了“拒和、迁都、变法”的主张。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这封上疏被都察院以“条约已签，无法挽回”为由拒收，但内容却广泛流传，并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。

　　维新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，张之洞积极赞赏和支持。1895年7月，康有为主使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，张之洞的儿子张仁权成为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。张之洞为此还慷慨解囊，捐银五千两作为会资。

　　张之洞支持维新运动，并非是出自真心实意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利益。因为他在湖北创办洋务屡屡招来非议，他看到维新派势头正旺，便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，帮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李鸿章也对维新派持赞成的态度，但因为他是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，因此被康梁拒之门外。张之洞素来与李鸿章不和，因此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取李而代之，登上洋务巨魁的位置。张之洞可谓用心良苦，审时度势，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，并有希望参与中枢的大好机会。

　　然而接下来张之洞便与康梁出现了嫌隙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学术流派有分歧。张之洞平生最恶公羊学派。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中批评宋学家倭仁“误人家国”，又批评汉学家纪晓岚。张之洞对此大为不满;二是政治主张有分歧。张之洞是封建卫道者，而康梁却是尖锐地反对君主专制，将慈禧比作夏桀和周厉王。

　　戊戌政变发生之前，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裂痕，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的地步。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。在大局未定、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，他是绝对不会反对变法的，在后党与帝党之间，也不会断然作出抉择。可以看出，张之洞的政治经验很老辣，保持着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，将有利于自己的仕途。

　　实际上，光绪帝确实将张之洞列为主持维新的首选人物。他调张之洞进京是由极端守旧的顽固派徐桐保奏，并经慈禧同意的，此事足以证明张之洞当时确是帝、后两党同时瞩目的人物。

　　1898年，正当戊戌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张之洞隆重推出了“会通中西，权衡新旧”的精心之作《劝学篇》。光绪帝详细批阅后，认为“持论平正通达”，令军机处发送各省督抚一份。又将其作为维新教科书，该书先后刊印共达两百万册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
　　《劝学篇》洋洋数万言，全面、系统地阐述了张之洞本人以“中体西用”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。它以“会通中西，权衡新旧”为宗旨，有如一柄双刃剑，一方面批评顽固派“因噎废食”，“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”;另一方面又批评维新派“歧多而羊亡”，“不知本则非薄名教之心”。

　　张之洞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作《劝学篇》，在时机上也破费心计。在新旧两派，帝、后两党即将摊牌的关口，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，意在自保。辜鸿铭为此说：“呜呼，文襄之作《劝学篇》，又文襄之不得已也，绝康、梁并以谢天下耳。”

　　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，囚光绪，杀六君子，再次临朝训政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。慈禧对对维新派深恶痛绝，严令通缉康、梁，对于支持过维新运动的官员也严加惩处，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，甚至对已开缺回籍的翁同龢也给予了“著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。唯独对维新派有关系的张之洞免于处罚。

　　《劝学篇》里所主张的思想，其实也是张之洞的一贯思想，不能说是他对维新派出尔反尔。但或多或少，此举存有政治投机的成分，事实上，张之洞从来就不是维新派，而是坚定的封建捍卫者。